陈骥：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认定及获取路径研究

陈骥：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认定及获取路径研究

后旗刑事辩护2021-12-29

稳步积累

启程万里

编者按：

本文在第七届杭州律师分论坛上荣获刑法分论坛二等奖和第七届杭州律师论坛优秀奖，特予刊发。

概括

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数字货币运作存在不可避免的犯罪风险。 本文在研究国内已有案例的基础上，认为有必要对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的认定进行研究。 虽然目前国内金融监管体系对数字货币交易采取禁止态度，但出于保护新型金融工具发展的初衷，对数字货币经营的刑法规制应保持适度，不应将所有数字货币交易定为犯罪。并受到惩罚。 而是应结合数字货币交易行为的特点和行为人非法持有的目的区别对待。

关键词

以非法集资、非法持有数字货币为目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近期，数字货币市场波动较大。 比特币全球指数在一季度一度突破58000美元大关，逼近61000美元的历史新高。 传闻朝鲜政府雇佣黑客挖比特币，甚至盗取其他矿工的比特币，导致近期比特币价格大幅波动。 特斯拉CEO、知名科技狂人埃隆·马斯克也声称，特斯拉购买了价值15亿美元的比特币，未来将接受比特币作为支付方式。 这一消息也引发了比特币价格的狂热。 上升。 但近期，数字货币再次陷入低谷。 在各路资本的推波助澜下，数字货币概念展现出了强大的市场影响力。 在融资需求的驱动下，很多人都渴望使用数字货币来达到高效筹集大量资金的实用目的。 这其中的犯罪风险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

一、数字货币筹款行为发展现状

2009年1月，第一个包含50个比特币的区块正式诞生，随后吸引了全球矿工加入互联网时代的“淘金热”。 然而，直接挖矿获得数字货币，不仅需要具备足够算力的“矿机”作为生产工具，还需要相应的专业知识、技术手段和信息资源。 购买数字货币进行投资，对于普通数字货币爱好者来说，是一种比较现实的做法。 大大小小的数字货币交易平台降低了普通投资者参与数字货币投资的门槛。 数字货币数据分析平台“飞小号”网站数据显示，截至发稿，全球发行数字货币9018种，数字货币交易平台649个，可存储数字货币的电子钱包87个。 数字货币募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购买现有数字货币和发行新币为项目募集资金的ICO行为。

ICO于2014年首次被收录在美国出版的Merrian-Webster词典中，被定义为首次公开发行以筹款为目的的虚拟代币。 它是一种新型的融资工具，发行虚拟代币以换取投资。 在ICO项目中，投资者获得的不是传统的投资凭证，而是类似于传统投资凭证的基于ICO白皮书的虚拟代币。 由于ICO存在不可控的金融和社会风险，在我国现行监管体系下被“一刀切”禁止。 2017年9月4日，《公告》将ICO定义为“实质​​上是未经批准的非法公开融资行为”，紧急叫停ICO项目，全面禁止该融资活动。 这种基于区块链技术发行类似代币的虚拟记账凭证来筹集各种虚拟货币的行为就是ICO行为。

ICO行为的本质是以数字货币为募集对象，以新币作为红利。 可能构成非法集资等犯罪。 而单纯的中介购买数字货币或持有数字货币是否构成非法集资犯罪？ 本文认为，在火币网等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规模化、私人购买数字货币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将其认定为犯罪需格外慎重。 代购数字货币当然不构成非法集资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存在混淆两者的问题。

2017年，国家互联网金融安全技术专家委员会发布了《2017年上半年国内ICO发展报告》。 报告显示，国内提供ICO服务的平台有43家，已启动和完成ICO项目65个，累计融资规模共计63523.64 BTC（比特币）、852753.36ETH（以太坊）等虚拟货币，折合人民币2.616元亿，以2017年7月19日零时价计算，参与人数10.5万人。 此外，根据国内数字货币交易资讯平台飞小号网站数据显示，全球交易所综合排名前两名的分别是火币全球站和币安。 这两个交易所都是华人创办的。 他们的交易所虽然注册在国外，但在国内的交易量很大。

2、目前国内对数字货币募集行为的规定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打破了科技金融地域和制度规范的束缚。 我国金融监管尚未对数字货币集资做出有效的制度应对，比特币热潮涌入国内。 当国内数字货币交易平台出现短期金融挤兑风险时，金融监管部门不得不对数字货币集资采取“一刀切”的禁令。 截至目前，我国还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数字货币集资监管体系。 具体来说，我国的数字货币募集条例存在以下问题：

（一）金融监管规则缺乏指引

目前我国对数字货币募集的监管主要有3个：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信部、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2017年《关于防范代币发行和融资风险的公告》（以下简称《公告》）和2018年中国银保监会、中央网信办、公安部、公安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防范以“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非法集资的风险提示》（以下简称《风险提示》）。 上述规则更多是对数字货币运营风险的提示，并不能解决文件效力低、主体责任不明确、可操作性弱等问题。

首先，从《通知》、《公告》、《风险提示》的法律地位来看，属于部门规章。 随着数字货币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反洗钱力度方面，有学者指出“无论从执法还是处罚的角度来看，显然都无法满足我国对数字货币交易的监管和监管”。数字货币犯罪。” 需要严厉打击。” 这也体现在对非法集资犯罪的规制领域。

另一方面，从内容上看，三份文件更多地指出了数字货币业务经营的风险和监管主体。 不过，该文件的重点是“一刀切”告知金融机构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禁止开展比特币相关业务。 数字货币运营的市场需求是客观存在的。 相关部门并没有在“破”的基础上“建立”数字货币交易的监管体系。 交易等服务的互联网站点应向电信管理机构备案。”这样的笼统规范让监管者和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主体无所适从。在没有具体金融规则的情况下，也很难在刑法层面准确认定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的“违法性”。

从刑法角度看，对于不符合金融监管制度、严重扰乱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应以非法集资罪予以规制。 根据《通知》、《公告》和《风险提示》的相关精神，禁止数字货币交易，包括数字货币ICO行为和数字货币与法币兑换行为。

目前的金融监管实际上是对数字货币交易的“一刀切”禁令，禁止金融机构和网站管理者为数字货币交易提供法币结算、交易信息发布等基础服务。 但鉴于国际数字货币市场的火热，国内投资者难以从根本上遏制数字货币的投资需求。 未来，国内金融监管也需要及时出台监管数字货币相关行为的具体指引。

（二）缺乏示范性司法先例

数字货币犯罪早年出现在司法视野中。 据五里提格网案件检索显示，2016年以来陆续出现数字货币犯罪起诉案件，主要涉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诈骗罪、组织和非法集资罪。领先的金字塔计划。 据无立希网案件检索数据显示，涉及数字货币犯罪案件约230起，涉及非法集资犯罪案件约52起。 目前，可供研究的判例严重不足，司法部门尚未出台针对性的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

研究现有司法判例可以发现，一些基层司法机关习惯于以通过虚构数字货币经营项目组织、领导传销、骗取财物罪对数字货币经营行为进行刑法规制，一些基层司法机关机关选择直接适用非法集资罪，甚至适用诈骗罪。 这里，存在同案不同判的严重情况。 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犯罪特征明显。 建立传销组织，利用购买代币、积分等进行线下发展，构成本罪。 其中，数字货币只是传销的噱头，传销行为本身并不涉及数字货币的具体操作。 司法机关习惯性地参照行政监管对禁止数字货币相关活动的严厉态度，严厉打击一切进入刑事司法程序的涉及数字货币的交易。 对数字货币相关行为的污名化，实际上阻碍了国内科技金融的长远发展。 一味坚持高压打击数字货币集资行为，也涉嫌肆意扩大非法集资犯罪范围，不符合刑法谦虚原则。

三、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认定存在的问题

在现有数字货币金融监管指引和刑事司法判例缺失的情况下，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的认定也存在诸多问题，增加了刑事司法认定数字货币相关行为犯罪的难度和难度。纯真。

（一）购买数字货币行为与非法集资行为界限模糊

单纯通过境外数字货币交易平台购买数字商品，就是购买数字货币。 代购机构一般只收取中介费用，甚至不收取任何费用，以满足部分投资者数字货币的购买需求。 从性质上分析，代购数字货币与募集数字货币不同，不应认定为非法集资。 但在实际司法案件中，购买数字货币行为被认定为非法集资，其合理性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思考。

一、案情简介

案例一：2015年7月至2016年10月，被告人毛某在网上参与虚拟数字货币投资团队，租用办公场所，投资了Ma、Onecoin、MFA、STC、3M等虚拟数字货币项目，并承诺高额回报，非法吸纳多人“投资款”1200余万元，给被害人造成总损失约480万元。 2016年10月期间代购比特币犯法吗，被告人毛某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明知虚拟数字货币价格暴跌无法提取现金等，骗取陈某“投资款”共计246万元及徐的“投资基金”。 7万元，通过银行卡多级转账、取现等方式转账，非法占有，并将部分款项偿还为贷款、信用卡等。被告人毛某还将名下登记的房产、汽车等转移至其他人逃跑了。

本案被告人毛某及其辩护人的相关抗辩主要如下： 1、投资平台正常运营，各被害人的投资资金用于购买相应价值的虚拟货币。 受害人名下投资资金性质发生变化的； 2.Mao与每个受害人建立了委托投资关系，每个受害人都委托Mao对虚拟货币的处分权。 10月期间的投资基金，毛与之前投资基金和虚拟货币的运作模式相同。 他并不知道虚拟货币项目的交易通道已经关闭，线上平台价格暴跌。 ，担心双重扣分，不是为了诈骗，所以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二、审判庭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1、毛某以投资虚拟货币为由，骗取被害人金钱后，未将上述款项用于虚拟货币投资。 他将之前购买的虚拟货币通过网络分配给受害人陈晨。 X、徐某，但受害人并未实际控制上述账号，该账号仍由被告人毛某实际控制。 被害人陈某、徐某因被告人毛某诈骗而支付了款项，并未实际取得被告人的款项。 任猫称虚拟货币，造成资金损失。 2.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据目击者证言，毛某计划于2016年9月转移财产。从银行账户资金去向来看，相关资金已多次转出，部分资金用于归还贷款，信用卡等。毛于2016年10月完成房产和汽车过户后逃离。 三、关于本节犯罪事实的性质，集资诈骗罪的客体是国家的金融管理制度和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其犯罪行为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 ，尤其是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扰乱国家金融秩序，被告人毛某骗取被害人金钱，并将骗取的部分金钱用于偿还贷款、信用卡等，从犯罪对象和金钱用途来看，不符合构成要件集资诈骗罪的要件。

由此可见，原审法院并未对代购数字货币行为的性质作出认定，但仅毛某行为涉及数字货币业务经营，给被害人造成损失，认定：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但在判决部分，以“侵害公私财产合法权益”为由，驳回了集资诈骗罪，将诈骗罪适用于行为人的部分事实。财产而不是国家金融秩序”。 若毛明知数字货币价格暴跌，仍代购数字货币，既侵犯产权，又不侵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 为何以往“主观上不那么恶毒”的代购行为可以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本案购买数字货币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集资行为，值得商榷。

3.代购数字货币不应认定为非法集资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2017年9月《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将ICO行为与法币进行了比较。 与虚拟货币兑换交易业务一起被禁止，但金融监管和刑法规定并未在实质层面触及购买数字货币交易平台的来源。 国内数字货币交易逐渐转移到日本、美国等允许数字货币交易的国家，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也推出了全球版网站。 例如火币全球站、中国比特币海外版等。据调查，目前我国数字货币交易业务在一些地方仍在进行，这种对数字货币交易监管的缺失影响了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运行。 可见，将购买数字货币行为认定为犯罪存在现实阻力。

（二）非法占有目的证明标准模糊

目前，公开的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案件不多，但从这些案件中可以清楚地发现，数字货币犯罪的特殊性并未引起司法实务部门的足够重视。 不是很深。 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界限模糊。 通过下文案例2、案例3的非法持有目的与案例1的对比，可以看出非法持有数字货币犯罪目的的认定存在证据标准模糊的问题。

一、案情简介

案例2（终审集资诈骗罪）：2016年上半年至2017年4月，廖、胡、沉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纠集被告人吕某、陈某。 相关“培训”，传销活动以网络虚拟货币“Buipaibi”名义进行。 以GTPD为公司名称，创建了名为“Puipaicoin”的交易网站，制定了网站交易的相关规则，以高额返佣为诱饵，利用网络平台，通过发展下级会员获取利益。 由胡某控制“买派币”营销网络的整体运营、宣传、程序设置、后台维护和修改； 吕某、陈某负责在内地授课，同时接受胡某的指示，部署相应的传销活动，收取会员租赁矿机注册费等。开展常州购币培训，通过面对面讲解等形式，组织协调常州会员团队发展。 截至2017年4月20日，常州地区已形成层层递进的组织体系，以开发人员的数量作为薪酬和返利的依据。 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已达40人，级别达到6级。鲁某直接或间接从传销中收取的资金累计达600万元以上。 陈某直接或间接收受传销资金30万余元。

二、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案例2和案例3最终认定行为人构成集资诈骗罪和诈骗罪，但分析三起案件中各行为人的数字货币经营行为可以发现，性质存在较大差异的行为，但均被司法机关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三起“捏造事实、隐瞒真相”案件中行为人的行为可简化为： 案例一（毛某）：明知数字货币交易平台价格暴跌、交易通道被关闭，转账隐匿投资资金； 案例2（吕、陈等）：创建虚假数字货币交易网站，培训宣传虚假数字货币的好处，引诱投资者买币； 案例3（田）：虚假公司运营数字货币和公司事实，炒作购买原始Share信息，集资进行个人挥霍。

比较可以看出，案例2和案例3中的行为者采用了类似传销的方式，虚构数字货币对应的关键事实来诱导投资者投资，资金并非用于购买数字货币进行投资，而是用于个人消费。 . 案例1中，行为人实际使用投资人资金购买数字货币，并在交易平台上为投资人开设持有数字货币的账户。 从行为分析来看，只有案例1中的行为人实际使用了投资资金购买了数字货币，并对后续的资金划转（更换银行账户以避免双重扣除）有相对合理的解释。 鉴于三起案件的行为性质根本不同，能否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也值得商榷。

四、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犯罪的犯罪路径

如前所述，国内金融监管对数字货币集资仅采取“一刀切”的禁令，但这并不意味着数字货币是虚拟的“违禁品”。 持有数字货币本身并不构成犯罪。 现实中，国内有大量投资者参与数字货币投资。 目前，刑事司法中对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罪的认定存在诸多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尚未出台相应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为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罪的认定提供规范指导。利用数字货币进行非法集资犯罪。 这意味着，在真实案件中，数字货币非法集资罪具有一定的辩护空间。

（一）代购数字货币不一定构成非法集资行为

需要承认的是代购比特币犯法吗，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和刑事法规更现实的关注点，更多是针对严格的数字货币ICO行为，而非数字货币代购行为。 本文认为，案例1中购买数字货币的行为不一定构成非法集资罪。 从行为性质来看，毛某的主要行为是设立数字货币账户供他人购买数字货币，而非ICO募资。 如果说ICO行为因其复杂的金融技术门槛而使投资者具有更大的风险意识，那么购买行为本质上只是购买特定的“虚拟商品”。 当数字货币不被纳入法定货币范围时，无论理论上还是法律上，它都只能是一种“虚拟商品”。 正如证券界人士的观点，“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委2013年发布的文件，比特币是个人可以合法持有和交易的虚拟商品。 根据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规范。 保护。

因此，比特币等作为具有相应市场价格的主流数字资产，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财产”，不应有太大争议。 “例如，在案例1中，代购数字货币的人在不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前提下，并未非法获取他人财物，而是基于平等的原则开展了代购“虚拟商品”的活动。所谓“投资款”，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一种“购买款”，而非“存款”，纯粹代购数字货币的行为仍然是本质上是一种购买特定“商品”的行为，而不是一种筹款行为。

（二）不承诺收益的投资不应认定为集资犯罪

承诺高额回报或高息返利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重要因素，而数字货币业务既包括通过发行新数字货币筹集资金的ICO，也包括单纯购买数字货币。 人们承诺高回报。 有学者指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应当具有‘承诺返还’的特征，这是判断的重点。但ICO目前不具备这一特征，投资者的判断依赖于项目前景。对于投资，项目发行人（即融资人）并未明示或暗示承诺回报，这使得ICO在犯罪条件上完全避免落入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范围。” ICO 行为不一定具有承诺高回报的特征，代购数字货币的行为更不敢向买币的投资者承诺高回报。

稍微了解一下数字货币的发展历史，就会发现数字货币早已过了高收益期。 如今，数字货币价格波动剧烈已是常识。 因此，与案例1一样，行为人在代购数字货币时，不应承诺投资者将获得高额回报，而应告知其存在巨大风险。 在司法实践中，投资人在陈述中虚假陈述行为人出于个人考虑弥补损失而承诺高额回报的情况在所难免。 因此，在实践中分析购买数字货币的行为时，应与非法集资行为区分开来，不应认定为犯罪。

（三）严格掌握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行为规范

在现有的法律体系和金融体系下，数字货币只能是一种具有价值的虚拟商品，但市场价格波动大，归属不明，风险极高。 代购数字货币的实际操作可能涉及支付交易保证金和开立及变更账户等交易习惯。 这些行为并不一定意味着行为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should focu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und use behavior after the digital currency project raises funds, and return to the essence of fraudulent behavior for exploration.

1. Criteria for Determining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Combined with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in Cases 1, 2, and 3,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of digital currency behavior should strictly follow the falseness of the project + hidden money. In Case 1, the trial court inferred based on the testimony of the witnesses and the victim's statement that the actor knew that the price of the digital currency had plummeted and the trading channel was closed but still collected money from the investor, and that the digital currency was not transferred to the party's actual control. Based on the fact of personal consumption, it is determined that the actor has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Measured from the falsity of the project + hidden money,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identification process of Case 1 is not rigorous. First of all, the project of the actor purchasing digital currency is not false, and the investment funds are actually used to purchase the currency. Secondly, although the actor did not directly transfer the digital currency to the victim's control, he opened an independent currency-holding e-wallet account for each victim. Under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at digital currency prohibits on-market transactions on domestic trading platforms, such an approach is also reasonable. Finally, regarding the transfer of money, the perpetrator and the defender also put forward a reasonable excuse that "after the virtual currency was used to purchase the currency, the virtual currency has already entered the account of the victim, and the nature of the investment has changed". Since it is a proxy purchase of digital currency, the perpetrator only needs to pay the digital currency in full amount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and the flow of investment funds should not be the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by the perpetrator. However, the actors in Cases 2 and 3 set up false projects starting from digital currency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did not invest in digital currency-related business activities after receiving investment funds. The purpose of constituting illegal possession is accurate.

2. Typical cases of determining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Regarding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a case from the Yiwu City People's Court can provide us with some enlightenment.

In early May 2017, the defendants Yu, Xiong and others conspired in advance to register a network technology company in Yiwu City, contact technical personnel to build a "Dark Blue Points" investment platform, and operate network platform fund-raising projects. Afterwards, the defendants conspired to hire others to make false promotional materials, promote investment through WeChat, and adopt a three-level distribution model, allowing members to purchase low-priced red wine, Tiepi Fengdou, Tiepi Dendrobium and other packaged products at high prices on the company's network platform, and give gifts, etc. It is worth "Dark Blue Points" and promises to obtain high returns in the short term. You can also invest in the purchase of the company's external network platform virtual currency "Bei Mou Coin", and obtain higher returns through the rise of "Bei Mou Coin", while "Bei Mou Coin"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ertain currency was actually manipulated by the defendants through the background.

By around July 10, 2017, Yu and others had developed nearly 2,000 members across the country and registered more than 9,000 accounts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illegally raised nearly 50 million yuan. The investment funds collected were squandered by the defendants on the grounds of investment in the company's operations. Later, because some of the company's traders were captured by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the investment members of the entire platform panicked and began to sell a large number of "Beimou coins". After the company's investment platform collapsed, Yu and others fled separately. In the end, the Yiwu City People's Court sentenced the defendants to seven to ten years in prison for the crime of fund-raising fraud.

In this case, the defendants recruited members through false promotional materials, added virtual points under the guise of purchasing goods at low prices, and then induced members to use the points to participate in digital currency investmen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igital currency was actually controlled by the defendants , which is a typical fake digital currency project.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last behavior of each defendant to hide money, it was comprehensively determined that each defendant had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which constituted the crime of fund-raising fraud. The defendant in this case has the two characteristics of project falsification and hidden investment funds, so it can be determined that it has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Therefore, the author believes that digital currency is not listed as a contraband under the current legal norms, and these two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can be used as the basic elements for the identification of illegal fundraising by digital currency. If the actor uses all the raised funds for real digital currency transactions, it is a legal digital currency purchasing agent and should not be deemed to have the purpose of illegal possession. On the other hand, in practice, if there is no evidence to prove that the actor squandered the digital currency investment funds or used them in other illegal activities, it should also be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inference in favor of the actor, and it should not be identified as illegal fundraising.

结语

The birth of digital currency based on blockchain technology heralds a major revolution in Internet finance. For a long time, my country's national strategy has always placed Internet finance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We cannot block the emerging financial tools of Internet finance while eager to embrace the innovative era of Internet finance. The “one-size-fits-all” solution to the regulation and regulation of digital currency operations is not a long-term solution. This requires modesty at the level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tively study and think about the path of new scientific regulation issues, and not to exaggerate the deterrent effect of criminal law regulation. , Blindly expanding the scope of punishment. In the face of illegal fund-raising behaviors of digital currency, we must avoid self-disruption and wanton in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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